那群人的路 那群人的歌
作者：刘连营
2019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八十五年前的秋天，只有13岁的中国共产党率领着创建才7个年头的红军队伍开始了一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征，那个远征叫长征。历时374天，跨越11个省，行程2.5万里，从江西瑞金出发时8.6万余人，抵达陕西吴起镇结束长征时仅剩不到七千人。名垂青史的长征，从此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改变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命运。
走一次长征路的心愿向往已久，一群革命理想高于天、心系天下劳苦大众、誓将苦难中国救出深渊的人们，他们的长征有着怎样的惊天动地、气壮山河！感受长征的力量，一定要到当年红军将士走过的地方去身临其境。长征，人间无以伦比的壮丽诗篇，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
一年当中最炎热的盛夏时节，我在入伏后的第三天出发，出伏后第二天归来，在39天里，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行军的路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过了山山水水。南方的高温，北方的寒冷；闽西赣南的秀丽柔美，湘桂粤边的辽阔遒劲；云贵高原的巍峨壮丽，川西北青藏高原东麓的空远险峻；甘肃宁夏的苍凉雄浑，陕北黄土地的神秘深沉……一个人的长征之行，时时以红军壮举激励自己，用信念挥去孤独，用坚强战胜疲惫，身体得到了磨炼，心灵得到了升华，终于圆了藏在心里多年的走一次长征路的梦想。
出发，历史在这一刻掀开了崭新一页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率领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纵队和由中央党政军机关以及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的中央纵队，分别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江西瑞金的田心圩和梅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此拉开序幕。
在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上半年，随着国民党军步步推进，中央红军节节失利，瑞金北大门广昌陷落后，瑞金已成为敌方监视地域。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负责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军事“围剿”惨局已定。9月30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福建长汀的南山镇钟屋村朝着中革军委指定的集结地域开拔，率先踏上了长征之路。随后，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也从各自驻地开始向集结地进发。
10月16，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全部集结完毕，17日至20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2个纵队总计8．6万余人先后在于都县境内8个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当时也许并不知道，撤离了中央苏区，告别了亲人故土，人类历史上一次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此迈出了前进的步伐，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在这一刻掀开了崭新一页。
在感悟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之前，还是先将目光拉回长征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些大事件以及长征出发的背景吧。
1927年。这一年，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北伐军势如破竹，摧古拉朽；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斗争。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正式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挺进时，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12月11日，以恢复广东革命大本营为目标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惨重代价之后得到的教训和换来的觉醒。虽然这三大起义均失败了，可是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10月27日，毛泽东引兵井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开启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开篇，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1928年。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一时间，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屠刀之下，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期。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不懈奋战。
1月，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由朱德和陈毅率领，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1月12日，部队进入湖南省宜章县城，次日，举行宜章年关暴动并取得胜利。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统一定名为红军，这就是红军的来历。随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井冈山会师和红军第四军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
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中国，被反动派发起的血腥镇压所笼罩，在国内已经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开会了。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总结了湘赣边斗争的经验，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决议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标题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11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1月25日，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毛泽东亲自将这一报告的题目改为《井冈山的斗争》。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光辉篇章，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提出了“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
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穷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变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燃起了星星之火，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最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总结，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从挫折走向胜利。
1929年。这一年，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成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认真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力量。
1月，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指挥湘赣两省“会剿”的3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面对来势凶狠的敌军，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初始计划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引开“会剿”之敌。可是当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毛泽东、朱德便决定利用江西、福建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围攻和封锁，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都瑞金的基础，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3月，红四军攻占了福建长汀县城，随后将司令部和政治部设在了县城内的辛耕别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了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拉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
6月，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
7月，根据中央指示，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红四军又召开了“八大”，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未能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会上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毛泽东离开军队后，红军军事上的挫折也不断出现，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10月，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曙光小学召开。根据中央指示，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年的艰苦转战，克服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经过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最终取得了重大收获，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1930年。这一年，在中国大地上，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军阀混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展开激烈交战，又称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叫“中原大战”。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一场军阀混战。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支较大的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至八军。到了年中，红四军和闽西红二十五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成立了红军史上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8月，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合并，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年底，在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术的战略方针指引下，中央苏区击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1931年。这一年，4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中央苏区党政军民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和破坏手段，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至5月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80天内，歼敌3万余人，缴枪1.26余万支，于9月初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形态出现。从1928年初到1931年下半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中央苏区。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把毛泽东的主张说成“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所属各部通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1932年。这一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机动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
8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会，讨论红军行动计划。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毛泽东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与作战总计划，后方则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以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
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上，“左”倾领导人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再次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四次反军事“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军事“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焦头烂额，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依然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准备组织指挥红军开展第四次反军事“围剿”，而受到“左”倾势力排挤的毛译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继续运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至3月下旬，基本上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了第四次反军事“围剿”的胜利。
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这一次，国民党军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法，对中央苏区全面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困难重重，风雨飘摇。
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福州发动了抗日反蒋事件，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并成立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签订了停战协议。“福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惊又怕，被迫从江西“剿匪”前线抽调大军入闽“讨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松动。
这种形势的变化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出现了十分有利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提出了联合十九路军打破“围剿”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抓住时机，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着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过去的方针，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蒋介石打败十九路军后，继续向中央苏区展开进攻，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军军事“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最终破灭了。
在中央苏区面临如此严重危机的情况下，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却盲目乐观，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从而将“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苏二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免去。
而此时，经过了半年多的精心准备，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一场更加凶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向中央苏区扑来。面对蒋介石来势凶猛的进攻，由于博古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放弃了过去四次反军事“围剿”斗争中的积极防御方针，盲从按照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战法，用阵地战取代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取代人民战争，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而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其后果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军事“围剿”彻底失败，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成为了必然选择。
长征，一代人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图谱
在39天的时间里，我走过了28个著名的中央红军长征纪念地，一路行走一路思考，是怎样的一种理想和信仰支撑着一支衣衫褴褛、饥寒交迫、艰难困苦、死神相伴的队伍走过了万里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我想，意志和精神的力量必定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各方面条件均大大优于红军的国民党军为什么总是失败。血性与刚勇的节操必定是一支军队无往而不胜的集体品质，贪生怕死、私利系于一身的国民党军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红军总会笑在最后。两军交战，比拼的必定是信仰与勇敢，真正的将士哪怕寡不敌众，也要血溅七尺、以命相搏，把战死疆场视为其无尚荣耀。红军队伍凭着理想和信仰突破了敌人的一次次围追堵截，用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勇敢精神战胜了一切天险和强敌，最终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谱写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军事史诗。
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在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之后，攻占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所在地——湖南道县。24日又攻克了江华县水口圩，25日，在长征出发45天之后，中央红军渡过了潇水。
潇水，为湘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潇者，水清深也。因其上游两岸树木葱绿，水流清澈幽深而得名。潇水、湘江均在湖南境内，潇湘，近代一般指湖南境内的湘东、湘西和湘南一带广大地域。潇湘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中山次十二经》：“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此后，潇湘一词广为流传，并不断赋予新内容。潇湘，旧诗作中常指“泪水”，暗含相思、伤心之意和悲剧色彩。汉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云：“有虞二妃，帝尧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山海经》载：“洞庭之中，帝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娥皇、女英二妃美丽动人的形象，历来成为吸引诗人的创作题材。屈原的《九歌》中的《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是最早的歌颂二妃的美丽诗篇。
潇湘畔边，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地方，然而一场近乎于灾难性的鏖战却正在前方等待着红军。蒋介石在潇水围歼红军未成，又调集湘军、桂军、川军及中央军共计30万兵力，利用宽阔湍急的湘江，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一举将红军消灭，征程中的中央红军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极其不利的军事形势。湘江之战在接续悠远的历史典故中又一次写下了悲惨的一章。
2019年7月25日我来到了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我在设于碑园内的湘江战役纪念馆内每一个陈列橱窗前细细读细细看。我想象着85年前的冬天，红军将士面对国民党30万重兵层层布设的湘江“天堑”防线，是如何用血肉之躯从死亡线上掩护中央两大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安全过江，从而冲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面合围的。
1934年11月25日，也就是中央红军渡过潇水的当天，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即下达了突破湘江的作战命令，湘江战役正式打响。湘江之战的惨烈和悲壮，主要体现在最为激烈的四大战役：兴安光华铺阻击战、灌阳新圩阻击战、全州脚山铺阻击战和界首凤凰嘴抢渡战。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间的一个小山村，靠近兴安一侧的界首渡口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最重要的渡口——中央两大纵队首脑机关渡江点，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兴安光华铺阻击战就发生在这里，这里距离首脑机关渡江点只有几里路。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三军团将士在湘江两岸顽强阻击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战斗最危急时刻，朱德总司令亲临红三军团前沿指挥部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一起指挥战斗，以牺牲2000余人的惨重代价确保了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
灌阳新圩是国民党军向北攻击红军渡江的必经之路，为确保渡口左翼的安全，从11月27日到30日下半夜，红三军团第5师以3900人的兵力在新圩与14000余人的敌军展开殊死搏杀，顽强阻敌三天三夜，牺牲2000余人，为全军抢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
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11月28日至12月1日，红一军团第2师4、5、6团与第1师2团以及30日赶来的第1师1、3团与敌激战四天四夜，顽强顶住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保证了渡口右翼的安全，完成了掩护任务。伤亡达6000人的脚山铺阻击战惊醒了红军指战员，脚山铺后来被红军将士称为“觉山铺”。
凤凰嘴位于界首渡口下游12公里处，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一个重要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和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军团部及第13师先后抵达渡口，相互交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过江，此时追敌也蜂拥而至，敌机利用空中优势对正在过江的红军进行疯狂扫射和狂轰滥炸，过江后，长征出发时一万多人的红八军团仅剩一千余人，红九军团也损失惨重，其第22师几乎全部牺牲。
湘江战役中，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担任全军的后卫，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顾全大局，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渡江，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最后红18团和红34师将士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险恶局势下，广大红军将士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经过五天五夜激烈鏖战，于12月1日下午，在广西境内的兴安、全州之间掩护中央两大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了湘江，粉粹了国民党军妄想将红军全歼于湘江岸边的企图，从而保存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湘江之战，在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影响下，给中国革命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失和灾难，也是一场躲不掉的必然结果。在这场惨战中，广大红军将士以疲惫之师迎战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欲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渡过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来到遵义，我更加深切认识到了湘江战役对于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湘江战役，就没有遵义会议。突破湘江之后，看到湘江战役给红军造成的惨重代价，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和广大红军将士痛定思痛，对“左”倾教条主义给红军带来的危害开始进行斗争和反思，从而引起了对博古、李德脱离现实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怀疑与不满，怀念“毛委员”，盼望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的呼声逐渐高涨。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来到了湖南南部与贵州交界处的通道县，虽然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但实际上更危险的情况还在后面。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明知去往湘西的路上，国民党军已布下了密不透风的“口袋阵”，正等着红军前来入网，却依然固执己见坚持去湘西。这时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他知道蒋介石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在红军前进路上设置新的封锁线，这时如果继续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无疑就是将红军往虎口里送。毛泽东洞若观火，明确指出了红军必须改变原先的战略方针才能避免危局，应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的赞同。1934年12月12日的下午，在通道县城内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恭城书院内，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在会上，早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不带任何偏见和个人得失，以一个真正的跟随马克思、信仰马克思而又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政治家的博大胸襟，用详尽的现实依据分析了当前敌我双方军事态势，竭尽全力以充足的使人不得不服的理由和道理去说服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力主摆脱敌人，争取主动，坚决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以迅速改变中央红军面临的非常不利的局面。毛泽东的建议终于被大家采纳了，这样就避免了所剩3万多红军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在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是毛泽东被剥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长达三年之后，第一次自己的主张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人的赞成，毛泽东坐了多年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发言权，人们也终于开始向他靠拢。
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立即向全军发出了西进贵州的“万分火急”的电令，当晚，中央红军即兵分两路转兵西进。通道会议作出的“通道转兵”决策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一次非同小可的关键拐点，从此，中央红军步入了一条希望的大道，党和红军的命运悄然出现了转机。
怀着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在来到遵义之前，我先后去了位于湖南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通道会议、贵州黎平县的德凤镇黎平会议和瓮安县的猴场镇猴场会议这三处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旧址缅怀和追思。在中央红军处于战略转移路在何方的万分危急关头，年轻幼稚的党的总负责博古和莽撞教条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早已乱了方寸，一筹莫展。有着超人智慧和谋略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却格外沉着冷静，三次会议上他始终坚持放弃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既定的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去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给人们指明了苦苦寻觅却找不到出路的正确方向，红军生死攸关时刻，毛泽东的建议最终成为了实施方案，这样就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军布下的口袋阵。
如果说通道会议初步奠定了红军走出困境的战略方向，黎平会议则进一步巩固了通道会议改变战略方向的成果，扭转了由博古、李德专断独行开始走向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的不正常局面，而跨年度的猴场会议其最深远的意义在于上承黎平会议、下启遵义会议，再次否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决定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去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战略方向问题的争论在猴场会议上划上了句号。这样就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将国民党重兵甩在了湘西，从而避免了党和红军险遭覆灭的危险。
遵义会议之前中央召开的这三次重要的会议充分表明，经历了重大挫折的共产党开始了深刻反思和自我完善。毛泽东的正确观点逐渐得到了尊重，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出现了改观的曙光。这是自第五次反军事“围剿”以来，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全党全军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对重新认识毛泽东、衷心拥护毛泽东而得出的最深切的体会和认识。一代伟人在磨难中开始重新崛起。
1935年的年初，遵义的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这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呀，可是就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要迎来改变了。1月15日至17日，接连三天，直到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辩驳、冲突、批评、自我反省，一群心怀天下、血气方刚、激情迸发的共产党人，各自表达着对党存在的错误的反省、对红军走出困境的探索、对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不同见解与认识，气氛紧张、言辞尖锐、情绪激昂。
其实，自从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开始长征以来，对于战略转移中的行动方向和作战策略就一直处于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的斗争中。博古、李德等一方，始终坚持进军湘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且本就掌握着指挥权的情况下，红军将士只能执行命令，以太微弱的力量去同太强大的国民党军死拼硬打，结局只能是一败再败。而对于“真理有时候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毛泽东而言，他虽然早已看清了红军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可是身处逆境，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又如何能有更大的作为。说话都没人听的毛泽东，却并没有因为遭受排挤和孤立而自顾小我，求得自在。亲眼目睹红军随时面临覆没的危险，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无时不在关注着红军的命运，默默探索着如何解救红军冲出险境的出路。
长征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张闻天与毛泽东同住在距瑞金十余公里之外的云石山上一座古寺，得以有时间朝夕相处、交流思想。他俩，一个来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洋过海；一个是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内阁“总理”。虽然阅历气质不同，但在关心红军和苏维埃的前途命运上，在批评党内“左”倾错误上，却找到了共同语言。这也为后来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担架上的“三人团”做了思想和情感上的基础。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病坐担架随队行动，常与身负重伤也坐担架行军的王稼祥以及张闻天同行。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为了与博古的“左倾”路线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张闻天随着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1931年4月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三个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王稼祥有时会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使张闻天、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漫长崎岖的行军路上，两个吃洋面包一度信奉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和一个“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者”，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探索思考、默契筹划，这个筹划，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美国著名战地记者、作家哈里·索尔兹伯里把这个筹划称为“担架上的阴谋”。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在遵义停留的两天时间里，我两次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和纪念馆，站立在那栋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发生的小洋楼前，静默端详，不断沉思：近代史上一直饱受内患外辱的中华民族何其幸运有了一个毛泽东，而遵义会议又何其幸运地选择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是在中央红军面临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独立自主地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实现了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历史使命。
遵义会议过后，全党将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大权托付给了毛泽东，是啊，在党和红军已经陷入极其危厄的严峻形势下，还有什么事件会比遵义会议更具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呢？
告别遵义来到土城，我伫立在水流急促水色泛红的赤水河畔，心情格外激动，一块巨石上刻着土城渡口4个醒目的大字，顺着石阶朝岸边走下去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84年前的隆冬时节，土城古镇，赤水河畔，重新走向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演绎了一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就是名震天下的“四渡赤水”，从此中央红军开始迎来了长征以来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土城，位于贵州习水县，赤水河古盐道上，系古时“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古香古色的街巷两边，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沿街房屋呈现着别有韵致的西南建筑格调，洋溢着岁月悠悠的古老气息，典雅而纯朴、繁华而热闹。土城，以水陆交通便利而富庶，以红军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而扬名。现存有青杠坡战斗遗址、四渡赤水战斗遗址等。
遵义会议之后，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域实施进逼包围，只有3万多兵力的中央红军面对国民党军如此悬殊的军事力量，再加之武器装备简陋、物资补给匮乏，与敌硬拼必然吃亏。为了摆脱危局，中央决定撤出遵义，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第九天，军委纵队到达了土城一带。这时，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到达赤水镇，在此阻止红军北上。而紧跟尾追红军的川军另一部也已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围歼尾追的川军。
28日拂晓，战斗打响。本来认为是一场稳操胜券的战斗，然而由于敌情侦察有误，川军远没有预先估计的少且作战凶狠，战斗陷入僵局。这时敌人援兵也已从各路蜂拥而来，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对红军而言已不占优势。在此紧急时刻，提议打的毛泽东又果断提出了撤，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精彩战幕。
在历时3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大规模、大范围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不断调动和迷惑敌人，巧妙地与敌斗智斗勇，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正确处理“打”与“走”的关系，积极寻求战机，集中兵力，有效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界的计划，胜利实现了巧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的战略意图。
四渡赤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军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一次最直接的较量，毛泽东以博大精深的战争指导艺术，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叹为观止的战争活剧：声东击西，示南向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则走，奇谋迭出，妙招不尽，始终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时势造英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与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一道将红军带出了险境，四渡赤水成就了他平生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位于云南禄劝县的皎平渡，当年的皎平渡只有几户渔家，山高路险，偏僻荒凉，江面宽阔、水深流急的金沙江就横卧在深山峡谷中的皎平渡村边上。
出昆明，到禄劝，再奔皎平渡，我在茫茫无际的崇山峻岭艰难地穿行了整整一天，暮色苍茫中终于赶到了令我神往的金沙江畔。云贵高原的壮美和险峻，在奔向皎平渡的崎岖山路上让我折服的同时也深深叹息。
四渡赤水之后，又乘胜强行突破乌江，红军暂时冲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此时，毛泽东指出，要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能否调出滇军，调出滇军就是胜利。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兵力向瓮安、黄平方向佯攻，作出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态势，主力前锋则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滇军入黔驰援贵阳，这正是红军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调动了滇军，云南境内敌军实力必然减少，这样就为渡过金沙江北上四川创造了战机。